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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今年和小妖精去喝酒的时候,她和我吐露了对自己的道德困惑:在她看来,自己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同情心,在看待别人的悲惨遭遇时往往感到漠不关心十分无所谓。
“这应该是一种家族遗传。”她轻叹。
我当时觉得非常能理解她,因为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习惯了给予关心姿态的我,内心也偶尔毫无涟漪。在我看来,那是一种理性的保护,避免我们因为过于泛滥的同情心而陷入漩涡之中。
但当我读到阿兰·德波顿对悲剧的描述时,却忽然发现,并非人类的本性赋予了我们冷漠,少的可怜的经验和单调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才将我们一个个变得如此麻木。这种内心不柔软的冷峻,宛若年少无知的一种特权。
我们质疑他人的动机,心想,如果他们和我们一般理智清醒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悲剧作家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几乎难以接受的事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有罪的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可以追溯到我们自己的某一方面的本性;在我们内心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品质,包括最优秀和最恶劣的品质,在合适的情形下,或不如说,在错误的情形下,我们能干得出任何事情。
如像人类一样冷漠,如像人类一样渺小。